【同一個星球,同一套律法,同樣的愛與尊嚴】-感謝吳明益老師授權轉載
今年我閱讀的非虛構作品中,讓我幾個月間反覆思索、
追究細節,並且對創作深有啟發的是史提夫‧希伯曼(Stephen Silberman)所寫的《自閉群像》(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)。
在這本書裡,詳述了自閉症發現的過程,並且將它置於醫療史、社會發展史、戰爭史與藝術史中,呈現出人類對這些「不符常規之人」的態度變化。
自閉症有時被視為一種生理疾病,有時被視為精神或心理疾病;有時被認為是遺傳,有時被認為是教養問題。更曾有人判斷是污染導致、或者是施打疫苗所引起的。自閉症也因為定義不易,族群人數先被低估,而後被高估,導致現在許多人也會宣稱自己是「亞斯伯格症」人格之一。
這本精彩絕倫的書裡充滿了各種悲傷案例,阻擋你讀得太快,避免你遺忘得太快。
自閉症在1930年代才漸漸由亞斯伯格與肯納注意並且展開研究,在二戰期間就無奈地變成許多政府「優生化」所欲去除的對象。在當時收容機關不但以對待動物的方式虐待這些「該被世界淘汰」的孩子,甚至刻意不提供足夠的食物讓他們營養不良餓死。
自閉症研究初期在到底是先天認知障礙還是幼年心理創傷之間拉鋸,各界醫生都提出了自認為有效的「矯正與治療」方法,他們都認為這些不正常孩子的外殼底下應該有一個「正常的形貌」,矯正(或治療)是為了讓那個「正常的」孩子顯露出來。
於是,有的醫生施以維他命補充某些自閉兒「可能缺乏的要素」,有的醫生歸罪於「冰箱父母」(也就是冷漠失職的父母所導致);有的醫生開立過量的調整內分泌藥物,而最駭人聽聞的是以「訓練」和「制約」來改變自閉兒的行為。
「訓練」和「制約」都是行為主義者的招牌用語,那是用來描述訓練動物回應特定刺激的過程。UCLA的艾瓦爾‧羅瓦斯便是宣稱可以將操作制約用於人類身上的心理學家之一。他是從納粹虎口中逃到美國的人,靠著苦讀獲得學位。他一開始的出發點是善意的:一個不與人說話、不跟人眼神接觸、不玩玩具的孩子,當時最終的命運就是被送進州立醫院度過餘生。他想,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幫助他們,讓他們看起來更能被社會接受?
當時有一派學者認為,自閉症(彼時稱肯氏症)是一種早發型的精神分裂症,所以可以透過「酬賞──增強」的方式矯正行為。羅瓦斯相信此一學派的研究,他創造出一種稱為「應用行為分析」(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,簡稱ABA)的方式來矯治自閉兒。
他將行為切割成許多小動作,不斷重複一一制約,比方說教孩子擁抱,給予點心當做酬賞,漸漸地停止酬賞,增加擁抱的時間,如此一來便會讓孩子「學會」擁抱。他與另一位自閉症研究者林姆蘭合作(林姆蘭自己的兒子也是自閉症者),鑽研對自閉症的治療法。
事實上,讓自閉兒融入社會有兩條路:一是從修正法令,或是從改變社會文化下手,簡單地說就是「改變社會,讓社會更包容」。第二條路則是如羅瓦斯與林姆蘭做的:改變自閉症者。
羅瓦斯的一個重要實驗對象,是名為貝絲的自閉兒。羅瓦斯以教她音樂開始,並且在她一起歌唱時施予獎賞。第一階段很順利,貝絲變得開心,會唱歌了。但為了讓這行為深入貝絲心中,還要進行第二階段的「削減」。也就是貝絲唱歌時,大人們不再給予獎賞或鼓勵,她仍能保持此一行為。孰料貝絲開始自殘。羅瓦斯「不懂」為什麼貝絲的行為和自己的理論不合,陷入長考。不過一回貝絲自殘時選擇用頭猛撞鐵櫃的邊角,他突然靈光一閃,決定加入「嫌惡刺激」。沒錯,他揍了貝絲。幾次之後,果然貝絲不再撞頭了。
但行為學者史金納早在《科學與人類行為》裡指出,嫌惡刺激雖然有效,但往往在停止懲罰後,行為還會反撲。因為懲罰造成的是恐懼、羞愧和罪惡感,並不一定是反省。但羅瓦斯「太想」讓這類孩子「學會融入社會」,所以他置之不理,反而把嫌惡刺激用來控制自閉兒揮舞雙手、搖晃身體、旋轉物體等自激行為。
「矯正」完貝絲,羅瓦斯接著對一對雙胞胎男生做了實驗。當研究者對小男生說:過來,如果他沒有在三秒內靠近研究者,便施予電擊……在幾輪實驗後,兩個小男生都學會了「擁抱」。羅瓦斯說,這讓他們「情感豐富多了」。
羅瓦斯還是個成功的公關者,他請記者來看他的實驗,創造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。他說一旦你出手體罰孩子,你就擔起道德責任,必須對他們的人生負責到底,「沒有一個處罰孩子的人不愛孩子。」記者當時竟報導羅瓦斯是「手持趕牛棒的詩人。」知名的《生活雜誌》甚至下了個標題叫做〈尖叫,巴掌,以及愛〉。
幸好羅瓦斯的方法沒有獲得完全成功,多數相信ABA的學者選擇了獎賞的模式。但羅瓦斯的「正常化」聖戰不僅於面對自閉症者,他還參與了「協助女生化男生計畫」(Feminine Boy Project)。
這是另一位心理學家格林(R. Green)的得意之作,他們希望能及早矯正有性別認同問題的孩子,避免他們日後要進行變性手術。
這次受害的是名叫科克的男生,他因為喜歡吃零食、穿長T恤而被父母認為有娘娘腔傾向而求助於UCLA。這個實驗室對科克的「矯正法」是給藍牌當獎賞(可兌換獎品),給紅牌當懲罰。當科克出現被歸類為「女性化」的行為時,就給予紅牌一張。
二○一一年,部落客吉姆‧布洛威(Jim Burroway)重新調查這則案例,科克的哥哥馬克(Mark)在接受訪問時說:他父親當年徵得瑞可斯同意,每張紅牌給科克「一板子」。回想這段往事,馬克痛苦落淚,坦承自己當時由於不忍看弟弟挨打,幫他藏了不少紅牌。(2017:83)
實驗並且誘導科克選擇「對」的玩具。當他選擇橄欖球、軍用腰帶、玩具槍便請他母親對他笑,但若他選了手鐲,媽媽就要假裝不理他。這位當時備受尊重的心理學家格林,還在電視上說:「五歲玩娃娃,二十五歲就睡男人。」
當進行了六十輪以後,羅瓦斯宣稱實驗成功,科克的「娘娘腔」行為已獲矯治。這個「女性化男生計畫」總共從國家心理衛生機構和花花公子基金會獲得數十萬美元的經費,參與的另一個學者瑞可斯以科克為材料寫了二十本書,聲名大噪,因而獲得大學聘書,獲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獎助。
可是,讓他平步青雲的科克過得並不好,2003年,科克自縊身亡,得年僅38歲。
不過瑞可斯並不認為是他的錯,他創立了家庭研究協會(Family Research Council)這個基督教的遊說團體,大力反對同志婚姻,也反對同志領養子女。這個團體在2012年還促成共和黨將婚姻定義列入黨綱,進一步要求修憲明訂婚姻是「一男一女之結合」。
但瑞可斯本人可能也是一個自欺的悲劇。因為2010年,他從馬德里度完假回國時,被發現帶了一個伴遊牛郎。瑞可斯對自己的傷,很可能轉移到他人的身上,造成了更多人的傷害。
史提夫‧希伯曼寫道:「無論是矯治女性化男生或自閉兒,基本信念都是一樣的:改變孩子的行為,要比說服社會不歧視這種行為容易得多,不論是站三七步或亂揮舞雙手都是如此。」(2017:86)這意謂著,移風易俗難,但對這些少數人的權益採取忽視,甚至要求他們「正常化」,繼續貶抑、排擠、妖魔化他們,顯然容易多了。因為,只要維持現在的社會狀況,維持「傳統」就行了。
多元婚姻的法制化,便是在這兩項選擇裡,迎向「改變社會,讓社會更包容」的路。它選擇是從法令的改變,處於一個平等的立基點後,進而讓下一代在更體貼的社會氛圍下成長。但「強烈的反同症者」卻像羅瓦斯、林姆蘭做的,是繼續讓這些多元性別認同者顯得「不同」,或許有些人還想繼續「矯正」他們。至於瑞可斯,他既是一個悲劇創造者,本身也是一個悲劇,不是嗎?
多元婚姻或同志婚姻並不是挑戰傳統、違反傳統,而是像希伯曼在最終章所說的:一個自閉症者並不必像父母期待的那樣「變正常」,而是在人生旅途中,終於可以走進一個歡迎他們「做自己」的社群。
那是自閉症者的星球、多元性別認同者的星球,也是我們的星球。而這三個(或無數個)星球,理當屬於同一個……當然,也是同一套律法,同樣的愛與尊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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