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經多樣性既是一種社會倡議,也牽動著醫學診斷的邊界。然而,當兩者交會時,卻常常產生矛盾。
「神經多樣性」這個詞彙由澳洲社會學家茱蒂・辛格(Judy Singer)於 1998 年提出,靈感來自「生物多樣性」。核心理念是:每個人的大腦都不同,沒有一個「唯一正確」的模式。有人更敏感,有人更專注,有人更有創造力,這些差異應該被看見與尊重,而不是一味標記成「病」。
這個概念的力量在於,提醒我們:
- 行為與感受沒有絕對對錯。
- 各種特質都有長處與短處。
- 不同生活方式都該被尊重。
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,神經多樣性被過度簡化,甚至誤導大眾。TikTok 上標籤「自閉症」的影片動輒數百億次觀看,但真正提供正確資訊的比例極低。許多人因此誤以為:
- 每個人都有一些自閉特質。
- 被確診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自閉症是一個光譜,每個人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現一些特徵。關鍵在於:要到什麼程度,才需要一個醫學診斷?
過去 DSM-IV 曾把「亞斯伯格症」獨立出來,用來描述智商與語言發展正常卻有社交困難的群體。但在 DSM-5 中,亞斯伯格症被取消,改納入「自閉症類群障礙(ASD)」。診斷因此更強調光譜性,但也讓界線更加模糊。
書中提醒,診斷全靠臨床觀察與病人描述,沒有血檢,也沒有影像掃描。醫師如何理解「缺損」,往往帶有高度主觀性。例如:
- 有人覺得「燈光刺眼」只是小事;
- 有人卻認為這足以構成生活重大困擾。
當「每個人都可能有自閉特質」的說法被過度放大,會帶來幾個嚴重後果:
輕症與自我診斷的人大量湧入群體,使研究者難以找到共通的生物學機制,治療方向也因此模糊。真正需要大量支持的重度自閉症患者,反而在聲量上被淹沒。社群媒體上充斥的是「診斷帶來解放」的輕症故事,但重症者與家屬的困境卻鮮少被看見。
有些輕微特質被過度病理化,孩子或成人會把「做不到」視為天生限制,而不是可透過努力與支持改善的挑戰。結果,診斷成了自我設限,而非增能。
這些現象,在台灣並不陌生。
有家長為了讓孩子獲得教育資源,四處尋找願意開證明的醫師。有些醫師堅持嚴謹標準,有些則會「因應需求」給予診斷。這顯示診斷已不只是醫學問題,而是深深牽連社會制度。
歐蘇利文醫師提醒我們:診斷能帶來解釋與安慰,但也可能帶來標籤與限制。真正重要的,不是「他是不是在光譜上」,而是「他需要什麼樣的支持」。
我們該重視的問題是:
這個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,如何幫助他適應得更好?這位成人在職場或家庭中承受的壓力,有哪些可以透過環境調整來改善?
當我們從「貼標籤」轉向「理解需求」,神經多樣性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實。
「神經多樣性」帶來了社會尊重的契機,但若與診斷混為一談,可能會導致過度醫療化,甚至掩蓋真正需要幫助的聲音。
自閉症是一個光譜,而人類本身也存在無數光譜。如何在「理解差異」與「避免過度標籤」之間找到平衡,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課題。
診斷之外,我們還需要更寬廣的眼光,去看見他首先是一個完整的人,只是剛好有自閉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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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博客來:製造診斷的時代:醫療的命名究竟是治療的起點,還是健康的新困境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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